200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高級人民法院統一管理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出臺，標志著執行管理體制改革在全國正式啟動。

　　全國法院圍繞執行管理體制、機構設置、工作機制等方面，開展了全方位、系統化的執行制度探索與改革，實現了從分級管理到統一管理，從審執合一到審執分立，從執行集權到執行分權的“三轉變”。

　　各級法院不斷探索一些新的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如公告被執行人名錄、限制高消費、財產申報、懸賞舉報、財產審計、執行調查令制度等。

法制網記者 袁定波　　

　　香港居民黃立拖欠債務68萬元后玩起了失蹤游戲，前些日子，法院得知他在大陸后，迅速和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門聯系，限制黃立出境。黃立履行了全部義務后感嘆道：“現在要想在大陸逃債不可能了。”

　　這是記者近日探訪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法院時見到的一幕。據了解，余杭法院在浙江省率先建立執行聯動機制，以綜合治理手段破解“執行難”。隨之進行的執行管理體制、工作機制的改革，成效立竿見影：當事人自動履行率提高了、實際執行率上升了、執行信訪明顯減少了。

　　一變：從“請求”到主動“要求”協助執行

　　張榮向陳耀借款4萬余元，在法院判決后，陳耀拒不還款躲避執行。

　　余杭區公安分局治安大隊協助查找陳耀的下落。很快，警方就將陳耀在余杭區某酒店登記住宿的消息反饋給法院。“正在酒店休息的陳耀見到我時目瞪口呆。”余杭法院執行庭庭長王學東告訴記者。

　　這主要得益于2006年4月余杭區提出將破解“執行難”納入法治余杭建設中，形成了黨委領導、綜治牽頭、法院主辦、社會聯動的執行工作新格局。

　　目前，浙江全省公安機關在“110”指揮中心、交通、出入境等部門設立聯絡員，兩年來，共協助法院查詢被執行人信息13萬余條，查找到被執行人14315人，限制出境211人。

　　二變：改“一竿子”到底為執行“三部曲”

　　過去，當事人反映執行“亂”，與一名執行員包攬執行案件脫不了關系。“現在，執行工作實行‘三部曲’，一改原有執行員‘一竿子’到底的做法。”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執行法官周葉忠的形容恰如其分。

　　周葉忠所說的“三部曲”，就是在執行局內部實行執行實施權和執行裁決權的分離，并將上述事項分別交由不同的人員或者部門行使，加強對執行權行使的監督和制約。而執行實施權的第一道程序，查找財產又被分離了出來，由專人負責集中查控。

　　三變：從執行無奈到適當司法救助

　　戴挺騎摩托車把騎自行車過馬路的小盧撞成植物人，法院判決戴挺刑事附帶民事賠償27萬元。可是，戴挺家里一貧如洗，當時根本沒有財產可以執行。

　　“這個案子已經有3年了，其間，小盧的母親不斷來法院訴苦，我也能理解她家里的難處，但作為一名執行法官我只能勸勸她。”王學東很無奈。

　　2006年，浙江法院建立了司法救助基金，余杭法院啟動了司法救助程序。隨即，小盧的母親就拿到了司法救助金2萬元，再加上戴挺找親戚湊上的部分執行款，死案子救活了。

　　“執行案件司法救助基金解了這個急渴。”王學東說。據悉，浙江法院已全部建立了執行救助基金，目前總額已達4868萬元，2006年以來共對3595名申請執行人實施救助2419萬余元。

　　　四變：從“要我辦案”到“我要辦案”

　　“原來是等著申請人來催，要法院依職權查找可供執行財產，但答復一般都是：這個沒法辦。”余杭法院執行庭副庭長方月祥深有感觸地說，現在不同了，執行案件承辦人已從“要我辦案”變成“我要辦案”。

　　洪培華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執行法官，他坦誠地說，現在，執行是越來越規范了，從執行措施、程序都越來越到位。申請執行人對執行工作的投訴沒有了。

　　與此同時，執行體制和機制改革面臨著新的挑戰。余杭法院執行收案去年比上年同期增長了23%，比5年前幾乎翻了一番，案多人少矛盾是多年來執行工作中的突出問題。

　　五變：從分級負責到“管案管事管人”

　　2001年以來，浙江法院建立了執行工作統一管理的新體制。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童兆洪認為，從分級負責到統一管理這一重大改革，合理配置執行資源，能有效地克服執行權行使的塊狀分割、各自為政、力量分散的弊端，提高民事執行效率，但執行體制和機制改革的進程和成效離實際需求仍有一定的距離。

　　他舉例說，執行工作統一管理體制未能進入國家法律層面，最高法院對地方法院執行工作的管理以及省高級法院對轄區法院執行方面“管案、管事、管人”的一些改革措施尚未到位，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深化。

　　針對執行實踐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民事訴訟法從建立和完善執行制度方面進行了修改。“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執行工作中的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一些新類型案件的執行缺乏相應的法律規范，制定單獨的強制執行法成了迫切的需要。”童兆洪表示。